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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大爆发前夕,库叔请来了李毅中、邬贺铨…提出警示!


“新基建”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全新探索,照搬旧有发展思路不可取,新的思路才能为“新基建”提供有力支撑。


文 | 李瑶


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强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今年3月、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多次提到,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加强相关领域投资。


“新基建”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高度契合。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化增长动力的关键阶段,需要推出一批重大工程,着力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新基建”既有助于“十三五”规划稳妥收官,又与“十四五”规划的发展目标相匹配,是“十四五”的重点发展方向。


“新基建”要走怎样的建设模式和发展路径?是否能真正发挥出激发新动能的价值?对于各行各业而言,要如何迎接“新基建”这一全新的时代机遇和新浪潮?对于身处其中的市场主体而言,谁又能为“新基建”走出创新样本?


围绕相关问题,瞭望周刊社、瞭望智库于4月22日召开“抢抓‘新基建’机遇 加快新动能成长”专题线上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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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 新价值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新基建”站上风口,无疑能起到助力经济增长、提振发展信心的作用。目前,各方对“新基建”的新价值有着不同角度的解读,到底什么是“新基建”,它能带来什么?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认为,发展“新基建”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振兴经济、扩大内需的重要措施,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战略的具体化,具备新技术、新需求、新机制三个鲜明特点。


李毅中认为,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是基于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是基于电子信息产业和垂直行业的跨界融合,它既包含社会公共领域,也包含行业和企业商用层面,本质上是“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认为,“新基建”可以理解为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包括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大方面。其中,以5G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既是“新基建”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更代表信息消费市场,同时也是其他领域“新基建”的通用支撑基础,还是传统产业数字化新引擎,赋能传统基建领域提质增效。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认为,“新基建”是把短期的需求和长期的潜在生产增长率积累结合起来的一种投资选择,主要从四个方面考虑入手:一是投资公共领域,培育未来潜在增长;二是直接投资新产业、新模式、新产品;三是投资传统产业改造;四是投资贴近民生、改变民生服务的现代化基建。


湖北省潜江市委书记吴祖云从地方政府角度出发对“新基建”进行了解读。他认为,推进“新基建”可以促转型、补短板、促提升、提能效、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新基建’产业链很长,疫情之下,以大数据为代表‘新基建’能帮助我们实现很好的互联共享,帮助产业企业和市场精准对接,也为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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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 新挑战




毫无疑问,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但作为新兴浪潮,“新基建”同样意味着新挑战。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原巡视员辛仁周认为,在以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基础上,“新基建”要避免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避免一哄而上,不顾客观条件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二是避免给地方政府及企业加重财务负担;三是防止出现新的差距,要特别注意公共服务信息网络、通信网络的普惠性。


建投华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学认为,安全可控应是“新基建”重点考虑的首要问题。他表示,尽管我国目前在算法领域积累了一定优势,能保证不被竞争对手所侵蚀,但“新基建”中仍有大量设备、技术需要从国外进口,比如芯片、服务器、操作系统等,如果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一旦“新基建”建成后遭遇极特殊情况,将严重威胁我国安全。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副院长王鹏认为,“新基建”首先应该必须夯实技术基础,因为虽然国外在我国所定义的“新基建”主要领域的应用上速度较慢,且系统性的规划和投资也不如我国规模大、速度快,但在关键核心技术的投资上大大超过我国,我国“新基建”的技术底座并非十分牢固。


此外,王鹏还认为,“新基建”作为一项长期建设,其资金渠道和政策环境有待优化。“虽然‘新基建’的发展方向基本明确,但具体领域的行动计划仍然缺位,资本和企业都在观望,对于在这个大方向下到底在哪建、怎么建、可以做什么需要进一步明确。”


万国数据董事长兼CEO黄伟提出,“新基建”大都具备投资回报周期长的特点,需要保持长期、包容的观察和科学、慎重的决策,原有的政策规范如果不加以适应、调整,将会对新形势、新发展下的企业产生严重束缚与捆绑,阻碍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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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 新思路




“新基建”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全新探索,照搬旧有发展思路不可取,新的思路才能为“新基建”提供有力支撑。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表示,“新基建”首先要明确“在哪建”的问题。他认为,“新基建”全国都要建,但是应该率先在都市圈发力,未来城镇化人口会向都市圈集中,都市圈的人口红利和质量红利将持续释放,将成为“新基建”投资的核心载体。


顾强认为,在都市圈发力“新基建”,要注重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应用先导,需求牵引;二是场景融合,示范先行;三是补齐短板,完善体系;四是创新驱动,动能转换。


辛仁周认为,要想做好“新基建”,相关部门应加快制定专门的产业政策,对新基建的内容、范围重点布局统筹协调各方面工作,加强“新基建”和数据建设的统计关系,将“新基建”和应用需求相结合,指导“新基建”有计划、有步骤、有方向地推进。


王鹏认为,“新基建”涉及多项科技创新,“很多时候政府并不能很准确判断哪些方向及项目需要投资多少”,因此在建设投资过程中,要注意政府只起引导作用,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活力,调动民营企业的专业能力、创新力和市场应变力,形成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他认为,在引导民间资本活力过程中,要注意打通两大瓶颈:一是在金融体系中创新金融工具,并将其作为媒介,促进民间资本与新基建项目相结合;二是利用好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资本市场平台,加强对新基建领域企业上市的扶持。


除此之外,他还表示,当前部分政策制约着“新基建”建设中信息基础设施对电力、土地的需求。“对于‘新基建’所建设的信息基础设施的电力消费,要能够在价格、供给、直供、增容等方面给予支持,土地的政策也需要做一些调整,就是来支持一些像5G基站或者数据中心等的建设。”


黄伟提醒,企业处于“新基建”一线,积累有丰富经验,政府部门应转变新观念,在政策管理执行上可考虑与企业加强沟通,比如在能效指标管理上改变人为分配方式,转由市场做选择,避免政策不科学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情况。


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执行会长倪健中认为,除了要加强我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投资与研究,夯实技术基础、疏通资金渠道,优化营商环境之外,还可考虑以区块链为底层协议,将5G+区块链+存储+边缘计算等结合形成一张价值网,构成新的互链网,保障国家信息和个人信息安全。


趣链科技有限公司CEO李伟也表示,“新基建”是数字经济的一种表现,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区块链可以有效解决数据确权问题,保证数据可信、资产可信、合作可信,对于金融、政务、工业制造、能源等多个领域的数据及交易的安全可控具备重要意义。


“‘新基建’项目成熟效应大,既要算直接受益,也要看间接受益,同时注意保障技术的先进可靠,做好市场需求预测,可以适当超前,但一定要量力而行。”李毅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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